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文化及旅游话题

武将保国文臣安邦，无论在哪一朝代，武将的实际历史贡献都是先于文臣的，没有国家何来的“邦”？自先秦以来的上千年里，我国的名将多数都出身于行伍、在战争中被逐步提拔而成；也有少量出身名将世家的，世袭了爵位后，通过自身的才华在历史上扬名立万。

武则天创立了武举制，后世有多少将领会感念她呢？

这样的武将培养体系过于单一，在非战时期，光依赖那些世袭的“名将之后”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要通过更多渠道去吸纳人才以保战时之需。于是在武则天执政的时期，我国诞生了最早的武举制。武则天及盛唐时期的武举制地位远不如文举，考试项目也是“重武不重文”，仅考核马上、步下的各种骑射用枪及举重、摔跤等技能而已，并无军事谋略上的项目。

最初的考试结果均由兵部说了算，皇帝并不直接参与；据说武则天在一次临朝检阅中见到一位相貌奇丑的陌生武将，询问兵部得知他就是“武举新拔”的将领后，当即将该将领撤职，并补充了“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的要求，从此，唐代的武举竟加入了“外貌协会”，谁让武则天是爱美的女人呢！

连武举也要考文科了，放榜季就尤为热闹

到了宋代，武举制开始加入军事策略的考核(孙吴兵法之类)，“先武后略”择优录用；而在明朝，这种情况又颠倒了过来，变成了“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军事谋略第一次凌驾在了军事技术之上。如果考试者在前阶段的笔试中被淘汰了，即便再“孔武有力”也是无缘武举的。

明万历年间曾有过一次关于“武举改制”的讨论，考核项目非常全面，涉及到了“文韬武略、兵阵器具、天文地理”等全方位的战争应用项目，可惜由于阻力巨大，最终不了了之。因为明朝的武将体系一直以世袭及“门下提拔”为主，有着明显的利益派别，这跟明代的“党争”政治是脱不了关系的。

对于清代许多中举者来说，立上这样的功名柱就是其人生的全部意义了

在政策方面，清朝比前面任何朝代都更重视武举选拔，通过武举步入军界的人员比例得到了大幅提高。其中的最亮点是，清朝首次允许文举武举可以交替选择、相互改考，康熙就认为：“如此则各得展其所学，文武两途，皆得真才矣”。

可惜这只是康熙的良好初衷，因为清朝也延续了明代的“壁垒体系”，导致“文武交叉考试”难以执行。古时政坛上“出将拜相”的文武全才很多，明清时期就甚为罕见，这都是“壁垒森严”导致的。“拿笔或从戎，该干嘛就干嘛”，清代文武方面的专才虽不少，但“全才”就真的是凤毛麟角了(仅曾国藩等少数几人罢)！

真正的“名将榜”是为后世所集体公认的

从重视程度看，武举制始于唐代、完善于宋代、重于清代；然而在整个武举的历史中，我们很少见到其中“青史留名”的名将。里面的“志士能将”确是不少，但他们距离“顶级梯队”还是尚有一段距离的。这里我说的“顶级名将梯队”，从历史权威角度，当属唐代颜真卿发起的“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北宋《十七史百将传》及宋徽宗立庙的“七十二名将”、明太祖立庙的“古今功臣三十七人“，还有清康熙立庙的“古今功臣四十一人”。

从以上“顶级名将梯队”名单中，我们仅能发现到一位出身武举的名将，他就是唐代的郭子仪。武举制更为完善的宋明清时期并无这样的“科班名将”，倒是初发展时期的唐代就有，这样的武举制“含金量”确实颇有尴尬！

被录用不算什么，战争才是检验一名将领的唯一标准

不过话又说回来，郭子仪的崛起，本来就跟武举制的关系不大，它只是为郭子仪提供了从军的敲门砖而已。早年间，年轻的郭子仪以“异等”成绩在武举中脱颖而出，也只是任了个从九品的小官，后来的升迁，都是他自己“打拼”出来的。虽如此，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已经57岁的他也只是从三品的地方官职(左武卫大将军兼九原郡太守)，尚不算是“朝廷大员”。

唐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对郭子仪有过提拔之恩的潼关守将哥舒翰被俘，加上唐皇室危殆，在家服丧的郭子仪不得不“夺情”出山，开始了勤王讨伐叛军的征战。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成就了他的历史贡献，随后“退吐蕃、复长安、定河东”等战绩，更是为他赢得了“再造王室，勋高一代”的历史赞誉。

战场上的亲身拼杀，是许多武状元的最后归宿

我们说“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当时的动荡局势，郭子仪应该也是无缘那个名将榜的；对于后来的“武举科班生”，我们也不应因郭子仪的功勋就否定他们的成就，毕竟人家好歹也是“状元”级的人物呀！

宋代有位抗金英雄就是“武状元”出身，他就是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武举绝伦及第”的徐徽言。北宋末年与南宋初年的抗金形势受皇帝的决策影响很大，岳飞这样的名将尚且无法有巨大建树，徐徽言就注定只能沦为战场上的牺牲者了。

靖康元年(1126年)，徐徽言向宋高宗建言“定全晋则形胜为我所有，中原当指期克复，机不可失”，宋高宗赵构自然不允许，那时的他皇位还没坐热呢，哪敢“抗金”呀！最后，徐徽言在没有任何朝中支持的情况下，忍饥挨饿、依赖残兵破甲坚持抗战，被俘后为金人射杀。

儿童也可以是武状元？没错，还真是有

也许是为了掩饰对徐徽言的愧疚，绍兴三年(1133年)，赵构竟然让九岁的朱虎臣任了历史上最小的武状元，可是这有毛用？象征意义高于一切而已。

明朝历史上的第一位武状元王来聘也是死于战场上，距离他荣登榜首仅两年之隔。王来聘是明崇祯四年(1631年)的武状元，崇祯六年(1633年)，王来聘在登州与降清的孔有德作战，由于他身先士卒登城拼杀，最后亡于阵中。

关于王来聘，他这武状元确实就谈不上什么含金量，仅因为他能手持百斤大刀、崇祯帝用人心切，就被“破格”选上了！我们可以赞许王来聘的忠烈勇武，但就“名将”这角度来说，他确实只是一位普通将领而已，因时势被推上了“状元”宝座，“时势”也马上将他带向了人生的顶峰和终点，真不知是福还是祸了！

武考场上夺取了状元，不代表战场上就是“万人敌”

与王来聘类似命运的，还有乾隆时期的武状元马全，同样葬身于平叛战争里。这马全留给人们的佳话却与英勇殉职无关，因为有关他的是一个“励志”故事：乾隆十七年时候，山西人马瑔在武举考试中夺得了探花，后因斗殴被剥夺了官职；为洗刷耻辱，马瑔决意发奋图强，更名为马全后再次参加科考，终于在乾隆二十五年夺得了状元……这过程确实够励志吧？

其实乾隆也认出了此“马全”就是几年前被革职的“探花马瑔”，但他居然既往不咎，还是破例给了他为国效力的机会。与崇祯帝的那次“破例”一样，马全自然感激涕零、决意报效国家，这才有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在金川战役中英勇殉职之举。

以清朝为例，武状元更多地成为了地方干部，基本上跟“名将榜”无缘了

历数史上的百多名武状元，他们虽都“有名有姓、有官有职”，但大多数都是在地方上无惊无险、“居安思闲”度过了一生，较为著名的为数并不多，而其中出类拔萃、位列“名将榜”的就仅郭子仪一人而已！

在郭子仪以外，历史上通过武举之路获得较大成就的还有明末名臣熊廷弼，不过他在武科上只是通过了乡试第一名，弃武从文后荣登进士，才又在“从武”上成就巨大。历史上文武全才的人，熊廷弼算得上其中之一，与之类似、同样文科进士出身的曾国藩在“文武全才”方面也可圈可点，不过他就不属于“武举制”下走出的人物了。

由此看来，这实行了一千多年的武举制含金量其实很有限，不过一个人的“含金量”，本就不应单纯地以文才或武略来区分；史上名将均出身各异，“武举制”就是个适当的补充而已，除清朝以外，大多数时候它其实是可有可无、成为制度上的摆设居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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