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后俄方才披露相关内幕。在1977年，中国拍摄了一部很红火的反间谍影片《熊迹》，此片以1974年李洪枢和苏联大使馆克格勃间谍案为背景拍摄。后来这类题材的电影作品一再出品，将克格勃间谍的罪恶活动揭露得体无完肤，艺术上也日臻完美，受到国内外受众的一致欢迎，就连克格勃自身也感觉到了它们的威力。

中国在李洪枢间谍案中，当场抓捕了五名苏联间谍分子，使得苏联的国际信誉降到了最低点。令当时的克格勃头目，也即后来成为苏共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非常恼火，最初正是他下令在中国人中招募间谍人员为克格勃服务，并且悬赏对完成任务者予以重奖。这一阴谋破产后，他认为这让他本人以及克格勃在全世界面前都丢尽了脸。1977年之后，中国一系列反谍题材的影片出品发行，其中针对的尽是克格勃的活动，这更令其怒火中烧。于是他以苏共中央名义发出了也以影视作品方式“反击”中国“挑衅”的专门文件，很明显这一举动纯属“以牙还牙”的报复性质。

时隔40年之久，俄罗斯大报《绝密报》在2017年12月披露出相关内幕：

1980年12月15日，苏共中央秘书处发出一份内部文件，决定“用从特殊渠道获得的一些材料制作成影视片，揭露中国情报机构特工的活动。”该文件中特意提到，根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1980年12月12日的相关指示，苏共中央秘书处已委派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制作了一部大型的影视片《中国情报特工人员的反苏活动》。

安德罗波夫特别在这份编号为№ 2611 - a的公文附件中指出“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通过加强侦查活动获得大量资料，其中显现出中国方面不断加强反苏性质的阴谋破坏行为，并且在向苏联投送间谍人员一事上，达到极其活跃的程度。已被发现的中国间谍的一些活动，均以摄影（视频）方式记录在案，这些都是反谍人员根据可疑线索不懈跟踪所得到的可靠证据，再加以精心分析研究所得出的结果。片中提供了其中部分材料。这些材料显示，受骗上钩者是如何同中国投送的间谍一起合作并参加其侦察活动的，以及他们接受的任务和完成的情况。”

当时既然苏联当局宣称在苏联发现了中国间谍，那么自然而然地苏联人民就要问，中国到底有多少间谍来了苏联？他们何时何地，以及何种情况下在苏联活动？这是当时最令苏联人民感兴趣的。

然而苏联方面拿不出任何具体事实，即使是新闻报道也缺乏新闻所必须的真实细节。他们拿得出的只有纯属空穴来风的宣传品，但还居然能够大张旗鼓地走上影视，所有参与制作的影视人员全是在苏联当局操纵下一味盲从地去执行。真正有影响的电影导演邦达尔丘克、丘赫拉依等公开拒绝参与这种活动，害怕因此毁了自己的名声。

然而安德罗波夫当时竟说：“这类影视节目当下只在国内展示和传播，但也不排除可拿到国外放映播出的可能，但必须选在政治上的有利时机。”并且煞有介事地宣称：“中国人还会继续以间谍手段来对付我们，并会继续投送间谍到苏联来，但我们只有在这种时机才会向国内的人民（包括世界人民）公布这一切。”这么做绝非出于现实行动的考虑，而纯粹是一种政治作秀。其中的逻辑思考秘不可宣，全由克里姆林宫内那深不可测的阴谋活动把持着。然而有趣的是，苏联炮制的有关影视片中，描述的所谓中国间谍活动的时间及地点一概是模糊的，也就是说克格勃根本无法提供具体的细节，却以这么隐秘的手法硬性推给如此广泛的公众接受，这也就毫无真实性可言。

安德罗波夫张罗的这等糗事实在令人难以苟同，但他本人居然还认为，这类乌七八糟的影视作品在必要时可能会起到某种积极效果，这就是“能达到降低中国情报部门反苏性质的侦察、破坏活动的规模，并且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营造对我们有益的社会舆论氛围的目的”。真是不知所云，他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况且以这种方式只能“降低”而绝非“根除”，并且除了利用电影院就绝无他法，难道中国方面的“侦察破坏活动”也是只在电影院里进行的吗？荒唐至极！不用说，这办的是一种愚蠢至极的事。这些粗制滥造、弄虚作假的宣传品拿去出口更是令人吐槽的，且不说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人民，就连依附苏联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不会买他的账，即使白给也不要。比较而言，他们宁可选择苏联提供的现金或是武器之类实用的东西或是中国的影视片，也绝不会理会这套只有克格勃才能搞出来的纯属造谣污蔑的丑八怪东西，这些影视片如果真的向外发行，那才是丢苏联人的脸。用克格勃的材料制作的一部反映“中国间谍”活动的影视作品《郭秀山的供状》，当时就在苏联国内遭到吐槽：无聊之作！

如今俄《绝密报》上的文章大力给中国的反谍影片“点赞”，文中指出:“正当安德罗波夫刚刚说出要开始生产自己的反谍影片时，中国人早已先发制人这样做了，并出品、发行了相当优质的艺术影片，内容是和苏联间谍阴谋的斗争。值得一提的是由著名导演赵心水导演的大片《熊迹》，它拍摄于1977年。影片中展现出的是一整个‘苏修’大间谍网络，由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马尔琴科和伊凡诺夫指挥。克格勃多批派出特工人员，冒充中国复员士兵，越过边境来到中国国内活动，中国的反谍人员随即对其血战征逐。隐藏在密室之中的苏联间谍头子萨勃里，通过一尊金属铸造的‘熊钟’与这些间谍进行联系，还派出其喽啰去试探一位在克格勃卧底的中国英雄侦察员李欣。一位中国的局长姚炳章，这是个隐藏多年的一直为克格勃效力的老特务，绰号叫‘紫貂’，他的活动使整个剧情变得神奇莫测。然而中国的反谍人员凭借自身的大智大勇，一举破获了间谍们及其后台驻华使馆官员偷窃情报的案件，并让他们当众出丑。而到了片尾，斗争仍在继续，主题曲响起：‘啊，我亲爱的祖国，我要永远当您的哨兵.....’”

该报又说，“在这样的形象面前，我们影片的主角，哪怕是《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的‘施季里茨’也要逊色三分。接下来，中国又出品了类似的影片《东港谍影》《戴手铐的旅客》，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影片内容情节越来越丰富，艺术手法也越来越成熟。在1976年公映的《第二个春天》中，以技术专家面目出现的苏联人还只是企图骗取中方的机密；而到了1977年公映的《熊迹》中，苏方就已大规模组织间谍活动了；1978年的《东港谍影》更是再上层楼，其主题明确、情节真实可信，是不可多得的佳作，这是当时苏联影视作品不可企及的。”丰富的斗争经历，真实的反谍生活，为一系列这类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繁荣，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中国在宣传战上也能远远胜过苏联一筹。

中国不但打赢了政治战、外交战、反谍战，还打赢了宣传战，该报分析了中国宣传战胜利的根本原因：“中国这类影片之所以走红，更主要是因为中国公安（安全）部门历来有着依靠群众办案的传统，政府公务活动有着深厚的社会群众基础。要知道当时在中国，从上到下，即便从普通工人农民直到每位家庭主妇，都对中共中央‘反帝反修’的大道理耳熟能详，并且真正关心国家大事，这样中国政府无论做什么宣传，都能迅速赢得人心，并影响深远。而安德罗波夫根本不懂这些，他想简单模仿、沿用中国的手法在苏联复制、推行自己那一套，肯定是要碰壁的，最后只有甘拜下风，草草收场。”

当时苏联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对中国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但勃列日涅夫在执政晚期意识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他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接连发出积极的信号，为中苏关系“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拉开了序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苏关系在勃氏手上达到了对立的顶峰，也开启了正常化的大门，这个时期是中苏关系的一个分水岭。继任的安德罗波夫在其执政期间更是主张“改善苏中关系”、“恢复苏中两国人民友谊”，这就无异于宣告了苏方自己这段“宣传反击战”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