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国时期，我们能听到各种各样的评价。喜欢民国的人，说它思想活跃，英雄大师辈出，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奠基时期。就连民国的普通人，也有种特殊的风华神采。不喜欢民国的人，说它荒唐残酷，天灾人祸横行，是一个苦不堪言的乱世。仔细分辨，这两种说法并不是针锋相对的，所说的只是一个时代的不同侧面。

民国我们将这个时期称为“银元时代”，也就是银元流通的年代。从货币制度上讲，银元的通行时间，是清末光绪年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但由于战乱等原因，民间私下使用银元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末。从空间上讲，本篇以银元的流通为背景，翔实生动地记录了当时上海的经济生活和三教九流的人物。

民国的货币制度

今天，银元和铜钱一样，都属于收藏品。如今的一块银元，价值取决于年代和版本，成交价从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本书里写道，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手里有十枚袁世凯复辟后没来得及发行的“纪念银元”，这种孤品，更是藏家们梦寐以求的。但在民国时代，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铸造的银元，币值都相等，因为它就是流通中的货币。

中国最早的银元出现在咸丰年间，是商人们为方便计重，手工打造的银饼子。墨西哥铸的鹰洋流入以后，中国也开始大量制造银元，制式从光绪年间的“龙洋”，到民国时期的“袁大头”“北洋龙”。每块银元的规格，都是按照旧制十六两，含有七钱三分银子。

除了银元，当时还通行过其他几种小面额辅币：一种叫“银角子”，也就是南方所说的“毫子”；另一种叫“铜元”，老北京称为“铜子儿”。值得注意的是，铜元与银元的换算不是十进制，而是根据牌价随时变动的。在物价稳定时期，1枚银元换128枚铜元，后来逐渐超过了1：180。为了统一兑换标准，民国中期发行了十进制的货币。新的银角子含镍比较高，就是今天“一角钱”的前身，一枚铜板也就是后来的一分钱。

当时，外汇牌价也是和银元进行兑换的。三十年代初期，一块银元兑换1.6日元、0.33美元。所以，你看出来了：银元既是硬通货，也是本位货币。也就是说，其他货币和资产会波动，而银元的价值是锚定不变的。之后，当民国发行纸钞法币时，最初也是和银元1：1兑换，但是不出几年，就开始不停地贬值。而在民间，银元在私下交易中的价值，却保持着基本不变。法币的这个戏剧化命运，我们几分钟后再讲。

好，关于什么是银元，我们做了简单介绍。再谈后面的话题，包括今后你再接触民国时期的材料，就有一个货币单位概念了。那么，你的下个问题一定是：当时的人一个月赚几块银元？一块银元的购买力到底是多少呢？

先来说收入问题。1915年前后，上海商铺的掌柜，也就是经理，工资是8元，普通职员是4-6元。到30年代，经过几轮物价上涨，底层贫民的家庭月收入在10元以下，普通工人和小职员的月收入在10-20元之间。一名中学教员或银行职员的月薪是30元左右，一名普通医生的月收入是4、50元，这就是当时的中产阶级了。上海的物价和收入，是全国最高的。同时期的北平，大学教授的收入在80元以上，这可以支撑一大家子的体面生活，过有用人、有车夫、住大四合院的生活，而且每月有结余。而国民党在地方上的税务官、海关稽查等肥缺的俸禄，可以达到2、300元，这就属于权贵阶层了。一个小康家庭，包括房产在内的家产在1000块银元左右。上海历来是富人云集的地方，一位经常被报纸炒作的富豪去世时清点财产，折合成银元是二三十万。

咱们再来说说物价和消费。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里，银元是很大的面额，轻易不会动用，日常使用的是银角子或铜元。1915年前后，一碗上海人常吃的大排面，只要4枚铜元。做一身高级的长袍马褂，需要6元。一双比较好的儿童皮鞋，大概1元。平民家庭操办一场葬礼，会花费20元左右。

每石米，也就是120斤米，价格在3元6角上下浮动。有意思的一点，当时上海市民吃的米，已经开始从泰国进口了，价格比江浙的米更便宜。到三十年代，每石米的价格上涨到六七元到十五元。北方以面食为主，在北平，一袋50斤装最好的美国面粉是2元。如果仅仅以粮食估算，我们大致可以理解为：在这20年里，随着物价上涨，一块银元的购买力，从相当于今天的100元以上降到了30元以下。

为什么说只能是大致呢，因为当时的商品价值和消费结构都和今天完全不同。大家习惯用米来估算，是因为这是人人必需的花费。但是，由于农业生产水平和国际贸易发展的原因，当时粮食的综合成本，比今天要高得多。

要说价值比现在低的，最极端的自然是房子了。先来说租房。1915年前后，上海县城，也就是今天上海的中心区，一套住宅的租金是每月8元左右，最便宜的只要2元。而市中心一座医院的旧办公楼，当时的售价只有800元。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房价也在飞涨。到三十年代，那座旧办公楼的成交价达到了13.6万元，20年涨了170倍。南京路上一座小楼的2层，月租金是50元。

三十年代，如果买了市中心一块4亩左右的土地，成交价5000多元，三年后，这块地上涨了近6倍。当时上海占地一亩左右的洋楼，价值在1万到2万银元之间。同时期，北京一座三进的大四合院，不超过5000元。广州的一座独门小院，才不过三五百元。看来，上海的房价，始终是全国最高的。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民国的钞票体制。在民国时代，人们对银元和钞票的感情不一样。很多人觉得，只有银元才是真正的钱，所以被称为“现大洋”。上海人常说“财不露白”，这个“白”字，也是指银子和银元。许多传统观念的家庭，都会在院子里挖洞，埋藏整缸的银元。这种价值观，不完全是观念陈旧，也是在战乱和金融系统崩溃过程中留下的经验。

今天提到曾在1935年到1948年流通的法币，好像是民国的一场闹剧。但法币的出现，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1932年，日本挑起淞沪战争，上海的钱庄、银行全部关闭，因为开门的话，储户们会蜂拥而至，把手里的庄票、钞票兑换成银元，让银行瞬间倒闭。淞沪战争签署停战协议后，日本又通过收买中国银元的方式破坏中国经济。这促使南京政府加紧改变以白银为交易单位的模式，建立统一的货币制度。在法币运行前期，通过签署《中美白银协定》等手段，国内物价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稳定。发行法币，还让中央政府获得了向美国购买武器的资金。

法币的明显贬值出现在1938年4月。当时，对物价敏感的上海市民，纷纷把手里的法币换成商品，囤积各种货物。我们在文献资料里见到过，那个时候的物价一天三变，人们拎着像今天一提卫生纸那么多的钞票上街买东西。一根油条，几个月里就从两千元涨到了一万元，一根火柴相当于133元。陈存仁囤积的几桶汽油，以战前的法币估算，可以买下一幅地皮。银行疲于清点，发行了一种以千万为单位的拨款单，被家庭妇女称为“八卦单”。 有人则干脆用法币代替白纸来糊墙。

这个时候，美元、黄金和银元自然受到了人们的追捧。我们说过，法币在刚发行时和银元是等值的。到了1948年南京政府准备废弃法币时，再想换一块银元，要花1400亿元法币——注意啊，单位可是亿元。所以，老百姓们对银元的崇拜，一点儿都不奇怪。甚至，今天对银元的收藏热情，也许还隐含着这一层历史记忆。小小的一块银元，在国运多舛的民国时代，真是个传奇性的存在。

上海人都是怎么赚钱的

说起民国，最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上海，这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汇之地，也是历史人物们的主要舞台。在陈存仁的讲述里，大上海形形色色的人物身上，既有别具民国风度的人情练达，又有阴险狡诈的商业手腕，更有杀伐决断的国际视野。可以说，今天人们为了赚钱所想所做的，大多是老上海们早已经想过和做过的。

在法租界有个叫盘登的法国人，本来只是无赖出身，借着外商的身份，搞出了一种叫“万国储蓄会”的集资：就是每月存12元，十五年后收回本金。这种零存整取的利息很低，本来没有吸引力，但他设计了一种月月抽奖的形式，头奖是2000块，特奖是5万元。这让储户们觉得既是在存款，又相当于每月多了一次中彩机会。发横财的例子，让上海市民趋之若鹜。“万国储蓄会”竟然吸纳了上亿的资金，相当于当时上海十几家银行的存款总额。

民国时期，上海外商中最有影响的是犹太商人哈同和沙逊。哈同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在上海市中心的花园方圆20公顷，建筑仿照皇家园林。沙逊的经营模式是囤积土地，升值后再卖出一半，剩下的利用贷款建楼自持。最有名的一座沙逊大厦，年租金就达到了几十万。在抗战爆发前，沙逊将公司分割出售，携带巨款离开了中国。

这些合法或非法，正当或邪恶的经济活动，共同成就了一个繁荣世俗、充满无限可能的上海，孕育出现代城市文明的开端。今天中国商业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从这些经济活动中延续而来的。

1935年，这个区域的人口只有几十万，主要从事传统商业。真正的“十里洋场”大上海，是在英法租界，人口达到了300万以上。而随着商业蓬勃，大量人口涌入，劳动力和市场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和拓展。三十年代，上海拥有了全国一半的现代工厂和百货公司，是中国工商业的发源地。

上海商业繁荣的基础，是金融业的发展。民国上海的金融界，既有银行，也有从清代保存下来的钱庄。照理说，有了现代化的银行，老式钱庄就该被淘汰了。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钱庄是一种无限责任公司，一旦出现债务，将由全体股东的个人资产偿还。所以，钱庄是有严格审核制度的，只接纳资产情况良好、从事正当生意的富豪客户。当时，拥有钱庄的庄票，也就是支票，是上流社会的身份象征。

开办钱庄的大多是宁波、绍兴同乡，彼此间拆解资金不需要签署契约和担保，全凭口头信用，小到几千元，大到几十万，即便没有第三者证明，也不会出现抵赖现象。

今天，在一些地域和行业，仍然存在这种乡土社会式的资金往来。这不仅仅是商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并不是只有落后的一面：当时的出资人，也就是东家，出于同样的信用模式，将公司的经营和财务都全权委托给了经理，也就是大掌柜，自己只在年底听取一次报告。在传统伦理对双方的约束下，这种经营模式反而极大地节省了交易和管理成本。大掌柜可以不受掣肘，充分发挥才能。宁波有个伙计，为东家代管资本总额八百两的颜料店，竟然一年就实现两万多两的利润，直接就被东家赠送了股份，身份变成了股东。而出资人一方，也可以迅速将盈利投入新的领域，把精力集中在战略问题上，不必参与具体业务。在近代商业史上，无锡纺纱厂荣家、宁波烟叶大王陈家等民族企业代表，都是从这种传统商业模式中脱颖而出的。

上海文化的繁荣，是由出版业带动起来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早的出版机构，和北京大学一同被称为“中国近代文化双子星”。

民国时期上海出版界对新模式的探索，不亚于今天的 IT 业。比如，当年曾经有一种“一折八扣书”。就是定价1块钱一本的书，打一折后是1角，再打八扣，只卖8分。就算最初的定价虚高，折后价格也低得让人难以置信了。这种出版物主要翻印章回小说这类畅销书、快销品。原理就是利用雄厚资金，通过大宗购买纸张、大量印刷来摊低每本书的成本，再以低利润率迅速向全国市场倾销，通过快速资金回笼来实现盈利。同时，也能迅速碾压其他竞争者。这说明，当时这些出版公司的运作能力已经非常成熟了。

说到这儿，我们又要绕回到开头的那个话题：民国究竟是不是一个好时代呢？如果从商业文明的角度来说，这个繁荣发达、丰富多彩的民国，恐怕只存在于上海。当时的北平几乎没有城市工业，完全是一座乡土文化的古城。他对北平的物价之低赞不绝口，就连齐白石作画的报价，都比上海画家要低一倍。可是，物价低，也代表着收入和生活水平不高。

当时的农村生活相当艰难，村民们根本就没见过银元，连银角子都很少使用。所以说，对民国感受如何，实在是要看身在何地，属于哪一个阶层了。